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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2024年9月19日，日本右翼分子、前经济安全保障大臣高市早苗召开记者招待会，正式宣布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。

　　在记者会尾声，她抛出一个极具挑衅性的表述，“台湾有事”，面对记者提问，高市早苗重申“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”的所谓原则，Kaiyun中国甚至声称日本可借“撤侨”“协助美军”等理由，绕过法律向台湾派遣自卫队。

　　这番言论，堪称日本右翼“赢学”深入骨髓的典型。从国防视角看，“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”的论调，实则严重限制了日本的国防自主权，迫使日本承担自身完全无法承受的国际义务。

　　要知道，俄乌冲突已持续三年，即便俄罗斯曾显露颓势，欧洲也无任何国家敢直接派兵与俄罗斯对抗，各国均在极力规避冲突风险，唯独日本偏要主动往矛盾焦点上凑。

　　这种“台湾有事”论，既是日本右翼反华政策的延续，更是其长达70年否认侵略历史的产物。回溯历史，1949年7月，冈村宁次与石川四郎暗中协调日本旧军人赴台，协助国民党军队训练，这支军事代表团以富田直亮为首。

　　为掩人耳目，富田直亮改名“白洪亮”，代表团也被称为“白团”，“白”字恰好与“红”相对，暗指与红色政权对抗，这正是日本右翼军国主义与蒋介石集团联手反华的开端。

　　同年8月，日本旧军人根本博化名“林宝元”，前往厦门担任汤恩伯部军事顾问，参与金门防御部署讨论。

　　据国民党第45师师长劳声寰记录，10月的军事会议上，汤恩伯计划派两个团驻守大嶝岛、一个加强营驻守小嶝岛及角屿，根本博却直言“两岛无法防守，应撤回全部兵力”，遭汤恩伯拒绝。

　　随后解放军发起攻势，国民党军接连失守大嶝岛、小嶝岛及角屿。10月24日金门战役中，汤恩伯采纳根本博建议，故意放开部分区域诱解放军登岛，再用坦克摧毁船只切断退路，以“口袋阵”围攻登岛部队。

　　此战后，根本博成为蒋介石眼中的“功臣”，1952年离台返日时，蒋介石将自己珍藏的一对景德镇名家烧制花瓶赠予他，这对花瓶与送给英国伊丽莎白女王、日本昭和天皇的同款，足见根本博在蒋心中的地位。

　　此后，白团在台影响力逐渐扩大。1951年，蒋经国为巩固权力、摆脱黄埔系掣肘，设立“石牌实践学校”，所有教官均为白团成员，即侵华日军军官。

　　该校存续20余年，共培训4666名中低级军官、614名高级军官，台军内部甚至流传“非石牌出身不得晋升师长”的潜规则，该校也被称为“台湾地下国防大学”。

　　此外，白团还为蒋介石规划“反攻大陆”的“光计划”，1954年的“铁拳计划”、1956年的“大风计划”均以此为基础。白团负责人富田直亮去世后，骨灰一半留在日本，一半安葬于台北森林海明禅寺。

　　经日本右翼十几年系统培训，台军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“国军”，而是与日本右翼有着深厚精神联结的力量。

　　日本右翼从这种历史媾和中，看到了摆脱历史罪行的“捷径”。朝鲜战争期间，麦克阿瑟在美国参议院军事与外交关系委员会为日本军国主义辩护，称“日本人口密集、缺乏原材料，发动战争是为了自身安全”，其真实目的是借日本防范亚洲共产主义扩张。

　　日本右翼敏锐捕捉到“反共”在冷战中的政治正确性，意识到美国为遏制苏、中，会默许日本自卫权松绑。

　　此后几十年，日本右翼历史学家，不断将侵略战争包装成“遏制共产主义扩散的意识形态战争”，试图融入西方主流叙事。

　　如今日本历史学家日下不晃、自卫队高官宗向九雄等，仍在书中宣称“日本当年的战争是为保护自由世界免受共产主义侵袭”。

　　美国也在回应日本的诉求：2024年8月6日，美国驻华大使馆微博称“80年前美国与日本结束太平洋战争，80年来双方并肩捍卫太平洋和平”，刻意淡化日本侵略历史。

　　可见，“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”不仅源于台军与日本右翼的历史联结，更是日美之间的政治默契，只要日本配合美国在亚太的战略，美国就愿协助日本重塑历史叙事。

　　日本右翼这套逻辑无法公开明说，若为了自身历史地位，将日本拖入万劫不复的危机，很难获得日本民众支持。

　　因此，他们需要一套“完美说辞”，将台海危机包装成日本的“生存困境”，通过强绑定台日利益，迫使日本走向战争。

　　几乎所有日本高层官员，和军事专家撰写的“台湾有事”相关内容，都遵循同一套固定逻辑。

　　首先强调台湾的战略地位，声称“两岸统一后，日韩70%航域将被解放军控制”，台湾海峡作为全球最繁忙航道之一，是东亚海权核心，对极度依赖海运的日本而言，两岸统一意味着其国际博弈筹码流失。

　　接着推断“美国一定会介入台海”，认为美国要维护亚洲霸权，不可能置身事外。

　　最后以“美日同盟”和2014年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法律为依据，宣称“日本有义务护卫美军基地、支援美军行动，因此台湾有事，日本躲不开”。

　　更荒谬的是，日本右翼进一步推演，既然日本自卫队必然追随美军介入，解放军在统一台湾时，定会夺取冲绳等岛屿阻止美日联军，因此“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，日本需防范岛屿被夺”。

　　这套逻辑虽漏洞百出，日本政府却被自己的宣传说服，10年前组建“水陆机动团”，目标是“从解放军手中夺回岛屿”。2024年1月又宣布扩充两栖作战力量，计划2026年3月组建新的水陆两栖作战群。

　　为深化与台湾当局的联系，2024年3月，台湾赖清德当局雇佣日本前自卫队统合幕僚长严其懋担任“行政院政务顾问”，任期一年。

　　这一举动堪称“21世纪的白团”，严其懋作为日本自卫队前高官，象征意义极强。台湾当局以“顾问”而非正式职位聘用，既试探日台军事交流的边界，又避免过于张扬。

　　若此次试探奏效，未来日台军事交流极可能升级，从退役军人顾问，逐步过渡到现役军人参与。

　　历史总是惊人相似：当年蒋介石为提升战力，将国民党第32师，交给白团全程培训，连基层上尉都由日本军人担任，该部队至今仍是台军“实践部队”，台湾“总统卫队”也源自该师。

　　如今有蒋介石的“先例”在前，谁能保证台军未来不会出现大批日本教官？当前日本从民间到高层，对中国的敌意持续升温，右翼也在为台海危机做“准备”，但这种准备，在军事层面几乎等同于无。

　　日本右翼在“台湾有事”议题上，政治准备看似充足，军事准备却严重不足，而这种“轻军事、重口号”的思路，恰是日本右翼的一贯作风，本质是昭和时期军事冒险传统的延续。

　　仅从空军装备便可看出其准备的敷衍：2024年长春航展上，中国歼-20战机编号“CB110300”亮相，“CB110”代表第10批次歼-20，“300”意味着第300架已下线产量进入稳定爬坡阶段。

　　按当前生产速度推算，到2030年，中国五代机数量或突破1000架，同时还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重型四代机机队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沈飞六代机已完成首飞，且一架原型机已拆除空速管，意味着距离正式服役仅剩数年。

　　反观日本航空自卫队：2024年才开始规划升级F-15战机，计划为其加装射程超900公里的防区外导弹、新雷达及电子战设备，原定于2027年完成改装，如今却因种种问题推迟至2028年后。

　　更离谱的是，这批F-15是上世纪80年代采购的，最老的1982年入役，最新的1997年入役，机龄已近30年，日本却计划让其服役至2050年。

　　在信息化空战时代，面对中国可能的1000架五代机，日本仍寄希望于改装老旧的F-15，堪称“自欺欺人”。更讽刺的是，日本多数战机的雷达探测距离，甚至不及中国霹雳-15导弹的射程。

　　再看夺岛装备：日本水陆机动团至今仍装备AAV7两栖装甲车，该车水上航行速度慢于徒手游泳，装甲防护薄弱到连12.7毫米重机枪子弹都无法抵御。

　　俄乌战争中，俄军第155旅用重型坦克、步战车强渡第聂伯河，仍伤亡惨重。日本却妄图用AAV7这种“脆皮装备”跨海夺岛，无异于“以卵击石”，这种“重精神、轻物质”的战略，Kaiyun中国正是二战日军“昭和正统”思维的延续，只谈勇气，无视现实差距。

　　日本右翼不仅在装备上准备不足，对解放军的作战逻辑也缺乏基本认知，他们误以为解放军的核心目标是“占领领土”，却忽视了解放军的作战核心是“杀伤敌方有生力量”。

　　以北海道为例，日本北方集团军部署了全国1/3的坦克装甲力量，却仅配备3套爱国者防空系统，其余依赖服役超半个世纪的霍克导弹，以及丰田皮卡搭载毒刺导弹的简易防空单元。

　　若美日失去制空权，北海道的日本部队将成为“案板上的鱼肉”，伊朗和胡塞武装对以色列的袭击已证明，即便二流高超音速武器，对西方防空系统也是降维打击，更遑论中国的双锥体、乘波体高超武器。

　　更致命的是，日本右翼的所有推演都基于一个荒诞前提，日本可从本土出动海空陆军干预台海，且自身基地不会被打击。这种“只有日本能攻击别人，别人无法攻击日本”的幻想，与二战时纳粹“只有德国能炸别人”的天真如出一辙。

　　深入分析便会发现，“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”，本质是日本右翼以国家利益绑架全体国民的把戏，与珍珠港事件一样，是一场孤注一掷的军事豪赌。

　　日本就像一个一无所有的赌徒，押上全部筹码，却从未想过“输了怎么办”，在他们的认知里，“跟着美国下注就不会输”，这种误判源于对历史的扭曲。

　　日本右翼不认为二战输给了中国，只觉得是选错了阵营，站在德国一边，天真以为如今与美国结盟，就能赢得最终胜利。至于装备差距、技术代差，他们选择视而不见，只沉浸在“胜利幻想”中。

　　但凡日本右翼认真清点本国装备、研究解放军战力，都不会说出“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”。

　　这番言论，终究是“赢学”入脑的虚妄，是用口号掩盖实力差距的自欺欺人，当真正的危机来临，所谓“有事”，只会成为日本自食恶果的开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