几十年来，我们的城市规划越来越多地关注未来、愿景、目标等一切遥远之物，却忽视了最真实也最重要的当下。对未来的设想愿景使得眼前生活的空间成为必须忍耐的暂时，而不是需求的满足，人们迷失于宏大的建设计划，却失去了对城市的话语权。

　　走向存量时代，在生产、需求和技术的多重推动下，自上而下的城市规划和治理模式已经难以为继，“小共同体”主导的网络式治理模式是可推导的未来。当AI让效率从追求的目标变成实践的基础，城市规划师们需要转向以雅各布斯为代表的人本逻辑，让城市规划从“计划引领”回到“问题导向”，服务于人们的真实需求。

　　作为一门工具学科，城市规划的理论始终应该以现实问题为导向，并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呈现出“钟摆”式的发展规律。然而，当下的城市规划却困于愿景代替现实、细节模糊不清的窠臼，其背后是贯穿整个工业化历程、并在快速增长时代受到加强的效率追求。走向存量时代，人们开始反思城市规划中的问题，重视人性的城市规划理论重新受到关注。

　　邵兵（建筑档案创始人/主编，以下简称“邵”）建筑空间服务于社会结构，而社会是人构成的。现在似乎有些东西正在发生变化，我们想当然地在做很多事情，却遗忘了许多常识，靠近人性的那部分内容正在逐渐消失。

　　吴文媛（以下简称“吴”） 很多年以来，城市规划师都有一种傲慢。几十年来的城市化历程给予我们一个错觉，那就是规划在引领发展，我们思考的是规划将城市引领到哪去，但忽略了一件事——空间能够先验地规定人的生活、生产和经济发展吗？似乎从来没有人思考过这个问题。

　　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是二战前后发展起来的，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现代城市建设在那时候才展开。我曾经做过一个年表，把每一种城市规划理论列在第一行，把它们要解决的问题列在第二行，再列出它们的图形或模式；最后一行列当时的社会背景，或者说时代发生的变化。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：通常来说，一个连续发展的学科的成长模型是树形的，不论是物理、化学还是数学，所有的细分领域都能追溯到最初的研究。但城市规划理论并不呈现清晰的树形，它的形态是一个钟摆。通俗地说，就是“水多加面，面多加水”。当城市需要快速发展，容纳更多人口的时候，出现“光辉的城市/城市是居住的机器”理论，来增加城市密度；当市区环境恶化交通拥堵时，又出现“有机疏散”理论，鼓励郊区生活；当大量人口流去郊区，市中心活力下降、物业贬值、公共服务低效的时候，又出现“新都市主义理论”，号召大家回到市中心生活... ...

　　邵那么在现代城市理论形成之前，我们的参考系是什么？传统的城市状态生发出了更原始的发展路径吗？对于现代城市理论来说，这个“钟摆”又是怎么形成的？

　　吴现代城市规划和历史上传统的城市规划完全不同。以前当然也有城市规划，但它是简单的公共意志的主张。比如说如果有军事需求，那就建一座要塞型的城市，需要屯垦、城墙和驻军；如果有贸易需求，那就建一座港口城市，有码头、仓储和交通体系，等等。传统的城市规划以目的为导向。

　　二战中许多城市遭到了很大破坏，需要快速重建，此时的城市规划理论遵循效率逻辑，柯布西耶受到欢迎——“房屋是居住的机器”，人们思考的是怎样让城市能够快速住下更多人，同时要设置工业厂房等功能性区域。但按照这种逻辑进行建设，城市环境是被忽略的，就像早期的工业城市——狄更斯在书里写，伦敦的街道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就会流淌黄色、黏稠的雾，这不是伦敦的雾，这是工业污染。发现城市环境恶化后，人们转而重视居住环境，田园城市理论和有机疏散理论应运而生，众多人口搬到郊区居住。结果，中心城区投入巨大的公共服务体系几乎处于闲置状态，只有无家可归的人聚集在那里，这时候城市规划理论又走向新都市主义，号召人们回到城市中心区，从而取代郊区蔓延的趋势，也能为更多人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。可以看出，其他学科的发展都是在主干上不断细化、分支，但城市规划理论每次几乎都是180度的反转，是对之前规划遵循的理论的完全批判和反动。

　　我意识到，城市规划其实是一门工具学科，它的作用是解决现实问题。我列举的这些城市规划理论都是针对当时出现的城市发展问题，试图提出解决路径。而我们现在的城市规划是在做什么呢？是设想，或者说，用愿景代替现实问题。假设我们要建设一座国际化商贸大都市，那么现实的产业/居住关系就不再重要，我们得为“国际化”的未来忍受由此产生的结构性动荡不适。问题在于，这时，城市规划放弃了真正应该做的事情，从解决问题变成了制造问题。

　　吴首先就没有人能质疑它的合理性，因为我们为城市描绘的未来愿景越来越宏大，而愿景越宏大就越没有人反对。我曾经参与评审泉州市中心的建设规划，他们想建一个30平方千米的金融中心区。实际上，纽约的金融中心也只有数十平方千米，北京的不到3平方千米，上海的就只有1.2平方千米，泉州的为什么要建到30平方千米呢？但我没法斩钉截铁地给出反对意见，也许几十年后，金融中心区线平方千米的宽阔土地了呢？目标越远大，我们就越没有办法评估。而规划者一旦确定了城市的定位，就会演变出一套自己的话术，可以随意发挥。像我刚才提到的泉州CBD规划，虽然在后续的修编中不断地减少商务功能，明显更务实了，但是因为这套话术形成的所谓环湾向心结构，依然长远地影响着片区的城市发展，并且不断暴露出与现实发展的冲突。

　　就现在来看，城市不能由技术精英或者行政精英来精准定位。能说我给你一双鞋穿，小了你忍着，大了你塞点棉花凑合穿吗？这和城市规划应该做的事是完全错位的。这种规划模式适应的是快速增长时期，那时候为了保障发展速度，需要制定一些愿景式的规划，也许很不清晰，多少会有些膨胀，但可以很快建设出一片功能区域。并且，那些强调功能分区，现实中各先期建设的功能区块之间的空白，也会在短期内填补上，我们的空间规划被实现了，功能、产业、社会发展也会陆续按照规划实现。

　　吴主要是给管理端造成困难。比如要建设一个工业园区，规划里工业用地不收费，那工人的居住用地要不要收费？再比如道路红线的管理，现在的规划是红线米，而且越重要的街道后退越多，这在整个城市规划史上都是闻所未闻的。为什么要退，还要退这么多？因为要给未来的扩建留有冗余，街道下面埋的管道不合适了，得挖开重新埋，在道路红线里开挖，不需要和周边协调，方便的是管理。这件事反映的是我们以规划预言未来，又怕预言得不准，就需要留出修正的冗余空间。街道作为边界清晰的公共用地，其造成的线性资源浪费也同样是巨大的，但这种浪费很容易被忽视。

　　我们遵循的其实是罗伯特·摩西的思路：想让城市发展起来，就得先建立新的秩序。所以摩西主张消灭旧的城市街道，彻底改造城市结构，即另一个版本的“要想富，先修路”。雅各布斯的观点恰恰相反，她认为所有既有存在都有自己的价值，与乡村相比，城市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多样性。大家都接受雅各布斯的理论，但没有一个把它付诸现实，中国和美国都是如此。

　　吴因为有更重要的框架和逻辑在主导。近现代历史中，与城市化同步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工业化。从改良蒸汽机到现在的自动化、智能化，工业革命的最主要目标就是提升效率。而雅各布斯站在效率的反面，街道应当曲折多变、充满乐趣，要有“街道眼”来关照孩子，新建筑应该和老建筑交织……这都是效率的反面。尽管我们更向往符合人性的逻辑，但这种逻辑不能提升效率。

　　现在我们可以重新回头关注雅各布斯，因为效率在工业化时代一直是我们追求的天花板，而人工智能很大程度上使得效率成为基础保障，而不再是目标。放下对效率的单一追求，我们可以把目光放回到人本身。如果在10年前提出要反思城市规划中关于“快速实现”的逻辑，那没有人能听得进去，因为高速发展还在继续。但在走向存量时代的过程中，更多的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。

　　要进行合理的城市规划，必须先厘清城市的问题与现状：在供需变化和技术进步的推动下，传统的城市中心将会消解，功能区域愈加碎片化，公共服务体系的作用趋于收缩，城市将在消费分化和个性化的趋势中走向“马赛克”式的均质化格局。在一些城市中，这种发展路径已经初见端倪。

　　吴城市规划的首要任务不是确定城市的定位，而是找到城市的问题，再给出实践性的解决方案。现在的城市发生了哪些变化呢？首先是需求和生产的变化。发展由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推动，供给一开始落后于需求，但是供给的增长更快，因为它能带来经济利益。举个例子，缺少住宅的时候，我们会大批量建造标准化住宅，快速满足居住需求。同时这种需求也会不断增长，一开始我们只需要两居室，后来会追求三居室，再后来又想要小户型、第四代住宅，但总有一天需求会被供给追上。以前的房地产广告强调居室多、学区房、湖景房，是需求引领供给，现在的房地产广告则喊出了“设计引领生活”的口号。为什么要让设计来引领？因为从供给侧来看需求不再明确，且总量下滑，供给认为它能持续高速发展，并引领和带动需求。

　　实际上，需求在被满足之后，会走向分化，并发展出各种个性化的需求。当制造业面对市场需求的分化，生产环节会从追求产能扩张的规模化发展转变为小型化、精细化和在地化。生产发生变化，产业用地也会相应地变化，大型园区会向楼宇化、街区化转变，并在功能上与城市产生更多的混合。而在生产规模小型化的情况下，企业也不再能包揽物流/人力资源等方方面面，而是会外包给社会化服务机构，例如专业的物流企业。总的来说，就是需求导致生产的分化，生产的分化导致功能用地（甚至单个建筑）空间的马赛克化。

　　第二是技术的进步。比尔·盖茨曾经在万众瞩目之下喝了一杯“马桶水”，那来自他的基金会赞助的成果——能够自洁净的抽水马桶。还有瑞典的一家公司，已经建造了一座能够通过玻璃吸收太阳能，实现自我电力供应的写字楼，这些让我产生了一个思考——城市就是通过系统性方案解决个体无法解决的问题，而现在，技术进步的方向，是扩展个体的能力，逐步摆脱对各种系统性的依赖，使得空间走向更自由，不再必须完全依赖于统一的公共服务体系才能运作。

　　吴它的传统作用在收缩。如果未来真的实现了无人驾驶，那城市里的停车场一定会减少，因为车辆可以一直在路上跑，随时载上有需要的人。越来越多曾经必要的空间都会变得不再必要，这部分空间会被释放出来。用地一定是跟着需求走的。拿物流体系来说，供给侧的思维是把物流仓储设施建造在高速公路口、火车站、机场周围，集中批发给城市里的商店和超市。而现在，它们碎片化地、匀质地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，更加靠近需求侧。我们有任何需求，都可以在半小时内买到所需的东西。像盒马或叮咚，它们是新的经济模式下的物流配送中心。

　　总之，城市功能会因为产业发展、技术进步或新的生活方式走向马赛克化，这种趋势已经非常明显。在深圳最新获批的国土空间规划里，有一点非常令人震惊，那就是未来的深圳将会有12个区域中心，还有12个专业服务中心。这说明深圳已经摒弃单一中心的思路，而是走向均质化，城市结构会从“主中心—次中心—小区中心”的辐射格局演变为“马赛克”化的格局。

　　邵也就是说中心在变化，甚至会消失。也许在未来，人们门口就有商场、医院和所有其他设施，在一个小范围里就能满足生活的全部需求。

　　从增量时代走向存量时代的过程中，权力、资本与知识的分配逻辑面临调整，新的城市治理主体——“小共同体”逐渐崭露头角，它们不被纳入官方规划体系，却具备无限的生长可能。城市建设与更新模式正从PPP模式转变为PPCt模式，小共同体将成为城市更新的主导者，实现对城市的网状治理。

　　邵能否理解为，未来完成了城市化之后，我们会走向“社区化”？15分钟社区生活圈就是在描绘这样一种愿景。

　　我们曾经认为，城市治理的核心是公权力问题。公权力不干涉居民的私域，但统摄私域之外的一切。后来我们发现，这种描述并不完整，公与私之间还有广泛的治理逻辑存在，我把它们分别描述成“群”和“众”。“群”类似于微信群，是一个封闭的群体。比如有个读书群，聊音乐的就不准进来，如果你在群里天天聊音乐，那就把你踢出去。“众”则类似于朋友圈，是有限开放的，可未来的城市治理，面对的是“群”与“众”组成的复合空间。

　　吴我曾经参与改造深圳大浪街道的一个旧村，有6个业主来找我，他们分别自建的6栋房子靠在一起，原本租给周边的打工人，后来周边的服装工厂从来料加工升级成自有品牌，很多设计师就要搬到附近。这些业主想要重新装修房子，提高租金，再租给新来的白领。但是有一个业主不愿意，因为Kaiyun中国他房子的位置窝在里面，装修了也不能改善通风采光，租金也没法涨，他就没有兴趣。但如果他的房子不装修，周围房子的品质都会被他拖低。其他业主都说，拆了他家的房子就好，这样就可以修一座内部的花园了。可那个业主说凭什么拆他的？如果拆临街他前面的一户，他的房子就成了中心，面前还有个花园，按照这个逻辑这事就没法谈下去了。

　　我给了他们一个建议，让他们换一种思路：如果说，你们每个人分别有每一栋楼六分之一的产权，剩下六分之五归其他5个人，你们会怎么考虑？让我很意外的是，那个最靠内的业主主动说，那就拆我的。而且他们还在后续的讨论中，他们考虑了不拆那栋楼，而是用它做公共厨房、咖啡厅，甚至公共电梯，然后通过连廊把六栋楼都变成电梯房。你看，只是改变了规则，就可以看到合作的可能性，促成了小共同体协商。

　　设计师群体多少有些技术沙文主义，在评价城市韧性的时候，大都关注专业设施和空间的能力，对于非建设性的社会组织更是忽视的。美国马里兰州有一年刮飓风，滨海的社区损失重大，很多儿童遇难。但有一个社区的孩子不仅全部生还，甚至还参与了救援，究其原因，非常偶然，因为社区里有个游泳教练，平时带着这些孩子玩，提议除了游泳，还要买点装备练习海上救援。那些孩子觉得很有趣，就像玩游戏一样参与了训练，结果真的在灾难时发挥了作用。所以你相信一个好的游泳训练环境关乎城市韧性吗？如果没有与之紧密相关的社会组织和人，设施本身也不会发生作用，这里的人就是在地的规模不一的小共同体。

　　邵面对城市转向更新建设为主的现状，有一点很重要，那就是得承认小共同体的存在。我们平时看到读书会、音乐小组什么的，不会觉得它们可以转变成社区的一种优势，我们提及更多的还是空间、设施，小共同体很多时候也不会参与公共讨论。

　　吴以前小共同体可能会不被承认，因为其他主体可以用金钱来否定小共同体的权力。有个有趣的说法是，征地拆迁的更新模式，是用人民币把人民“毙”（闭嘴）了。实际上，就是用经济利益否定小共同体对土地的话语权。增量时代式微之后，城市不会再以地价大幅增长的模式发展，这时候就不可能再用经济利益否定小共同体的话语了，我们必然要面对治理主体的转变。在城市建设和更新中，现在提倡采用的PPP（Private-Public Partnership）模式，其实有些问题，因为在我国，PPP模式中的Private实际是开发商，个体的权力是可收买和忽视的。现在新提出来的PPCt模式，它在PPP模式的基础上加入新主体——社区（Community）。我认为应当把社区更前置，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，并且让关注社区、了解社区的知识分子和设计师参与其中。

　　未来，小共同体一定会主导城市的更新，我们将面临权力、资本、知识的分配逻辑的重置。在一段时间里，可能会呈现出难以推进的状态，我们的思维也需要一段渐变的时间，但治理模式的转变一旦完成，就会重塑整个城市规划行业。城市会从垂直管理变为网状治理，规划者不再高高在上、发号施令，而是为新的治理主体提供服务。

　　公众参与城市治理不是一种选择，而是一个必然，且与人民城市理念的内核相匹配。在城市治理模式的转变过程中，人们会经历从被动参与到主动自觉的学习过程。重点在于让城市治理走出唯愿景、唯未来的窠臼，回到当下的现实问题和真实需求，真正服务于人本身。

　　每个人都要面对一些共同公共的问题，也必Kaiyun中国定面对不同的意见。只要是与你有关的公共事务，你赞成也好，反对也好，重要的是你要参与进来，参与本身就是一种态度。大数定理告诉我们，参与其中的人越多，就越有可能获得相对正确的意见。

　　我们现在说公众参与，不是说要给多少人打开一扇大门，而是已经不开不行了，这是必然的过程。在增量时代，开发者可以用钱把土地上的人“赶”走，现在这种方式已经无以为继了。只有把社区前置，才能保证城市的发展方向不出问题。

　　邵治理权下放当然是很重要的事情，但也会有一个问题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自己拥有什么权力，也不知道这种权力来自哪里。

　　吴如果转变的趋势继续下去，人们自然而然就会明白。只要参与到社会之中，就会对社会产生影响。比方说消费，你喜欢到某个位置去消费，或者只在网络上消费，其实都是做出了选择。当然，主动和被动之间的边界很模糊，重要的是一种自觉，认为参与公共事务是分内之事。

　　归根结底，要建设人民城市也好，让新的主体治理城市也好，城市规划都需要回到问题导向的轨道，回应人们当下的现实需求。纽约的布莱恩特公园在更新后没有大的改变，因为它只做了两件事：一是提供免费网络，二是提供可移动的桌椅，这样极大改善了人们在公园里的体验，使这里从瘾君子天堂变成最受人喜爱的公共空间。

　　我们一直被教育，要在当下忍耐，才能有美好的未来，掌握城市规划话语权的政治精英和技术精英也遵循这种逻辑，一直以可以洞悉未来的城市生活者自居，教育大家接受现实的不完美。加拿大温哥华旁边有一座岛城维多利亚，与温哥华之间靠一个半小时的轮渡联系，谁都明白在温哥华和维多利亚之间修一座大桥肯定对两个城市都好。但是，从现在往前数80年，每个修桥的提案都被否决了，因为当地居民计算了成本和收益，发现收回成本的时间实在太长了，认为这事由当下这代人来负担不合理。在这个案例中，修桥是一个很宏大的愿景，因为宏大，所以难以否定，但它已经脱离了当下具体的人、具体的盘算，那就不是一个好方案。

　　现在，我们得转变思路，不再为了未来牺牲当下，而是要回到当下、回到问题，服务于真实的人。

　　我一直认为，所有的“理想城市”，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人性。如果我们希望让人的本能发挥效力，那么本能将抵抗所有的控制（包括规划），并因着本能的多样和变化，在空间中触发无数的偶然性。我们能够多大程度上接受这种随时间演变的不确定性，才反映出我们是否真的期待多样性。规划图上图解式的城市，几乎是梦想者编造的故事，他们想要复杂丰富的城市结构，却不想要与之共生的问题、压力和多变性。